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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社会组织第一季度观察报告



本报告将分为四部分: 一、青年自组织的行动

二、关注劳工领域的NGO行动

三、工人的自主发声和抗争

四、反思大疫下的民间互助


一、青年自组织:把目光拉回到那些被政策忽略的工人群体

疫情开始爆发时,中国已经临近春节假期。但是在短暂的假期之后,大量的工人返城必然加速新冠肺炎在城市人群中的传播,危及劳动者的健康。在政府迟迟未作出关于假期变动的决策之前,1月25日,一个由5人组成的协调小组发起“延迟返工控制疫情”行动,组建起一个超过500人的微信社群,发起全网线上倡议动员,向国务院表达#延长休假,推迟复工#诉求[i]。该行动在微博上有超过了200万的阅读量和2000以上的讨论。舆情升温间接促使政府在次日迅速作出回应延长假期三天,并在后续主动要求企业复工后尽量转为线上办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冠病毒(COVID-19)在返工人群中的扩散。 随后由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社会白领多元组成的十多个自组织志愿团队掀起了一波关注环卫工的互助行动。城市环卫工走在防疫的前线,他们日常暴露在病菌环境中处理垃圾,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防护。这群青年自组织行动,以“口罩+城市”作为代称,如蝴蝶效应般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福州、珠海、成都、西安等十几个城市迅速散播,有团队甚至多达百人志愿者。他们以相似的模式——“调研+募捐”——主动引导公众关注长期被忽视的环卫工,通过调研呈现疫情下工人的低福利、低保障困境,募款捐助口罩等防护用品填补破漏的劳保体系[ii]。于中国300万环卫工而言,上述行动惠及的环卫工数量虽然极为有限,但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一方面揭露了疫情下国家对一线工人弱势群体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公众对工人社群的关注——随后出现了很多市民和乐施会等NGO自发为环卫工送口罩[iii]。  同样被政策忽略的还有工人的子女。在疫情未能控制的局面下,学生无法复课,所有的小中大学校课程全部转移到线上。但对于农民工子女,电子设备和通讯网络的缺乏成了政策盲区,也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子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在河南一贫困女孩疑因无设备上网课而尝试自杀的事件之后[iv],先后开始出现了一些青年自组织,如“8方公益免费课业辅导”、“光援计划”[v],为贫困的打工子弟提供电子设备和学习辅导,大学生自组织“七八点计划”同时计划通过撰写打工子弟线上教育的调研报告[vi],并与公益组织合作为打工子弟家庭提供帮助,希望用艺术等方式尝试回应存在工人阶级当中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i]  “一起向国务院提议!全国延迟返工,抗击肺炎”, http://dwz.date/VWk [ii]  “深圳高中生的口罩志愿行动,如何席卷北上广等城市” http://dwz.date/VWn [iii] 乐施会,“协助弱势群体防控新冠病毒”,http://dwz.date/VWr [iv]  “贫困女孩因无法上网课服药自杀,专家:教育决策不能忘记少数人的困难”,http://dwz.date/VWt [v]  “光援计划启动|为有需要的学生捐赠闲置电子设备”,http://dwz.date/VWq [vi] “七八点计划|上网课的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https://mp.weixin.qq.com/s/HfUVYqxBn8nGRujwnWdxTw

二、劳工类NGO:在有限的空间维系打工互助社群

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必然造成对打工社群的焦虑。这些焦虑来源于对于个人和家庭防疫的认识缺乏,以及对疫情的持续发展或将影响生计和子女教育的担忧。很多劳工机构,如北京关注家政工的鸿雁之家[i]、珠三角地区关注工伤工人的乐行[ii]、同耕[iii]、砥砺[iv]、新51工号等民间机构纷纷在线上开展针对工人社群的疫情支持,包括提供心理咨询支持热线、建立微信群互动交流提高疫情信息透明、设计防疫宣传单张以及组织防疫知识微课等。此外,因为疫情爆发而导致企业停工延伸的一系列劳权侵害问题,也是工人群体面临的巨大挑战。乐行、左撇子工伤团队以及深圳维德法律服务中心等机构为工人开通法律援助热线、或组织线上法律微课、编辑整理疫情期间关于劳权的法律问题问答,其中维德为劳动者、社区居民等编写编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简要法律知识问答集锦》,解答关于工资福利等迫切问题[v]。 新冠肺炎期间,很多雇主亦无法提供劳动者足够的防疫保障。仍在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存在防疫物资危机。位于深圳的社工机构砥砺、女工机构绿色蔷薇[vi]、北京鸿雁之家以及协作者社工[vii]等团队在网络或线下为社群工友募集防疫包,为需要的工友发放少量口罩、手套、洗手液等物资。国际组织乐施会也为江西、湖南、广东多地的环卫工发放口罩,为贵州、云南、甘肃等地的贫困社群支援日常生活物资。在应对网课硬件匮乏问题上,广州社工团体汇善爱为环卫工子女征集到近百台平板和电脑设备[viii]。微博上亦有“姐妹战役安心行动团队”联合灵山基金会发起为在武汉前线女性医护工作者提供生理期及其他卫生用品的支援行动。 疫情危机下的工人社群困境,导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政策的缺位和经济结构的压迫,但能够对此提出行动倡议的机构并不多。女工机构绿色蔷薇在网上呼吁深圳城中村房东为农民工减免租金,家政工机构鸿雁之家发出了《给家政公司和雇主的一封信》,倡议给家政工支付隔离期间的工资,为家政工提供隔离场所等建议,也对家政工进行疫情调研,提高公众可见度。但显而易见这些呼声都很微弱,政治影响甚微,劳工NGO在政策上的推力非常受限。

[i]  “看见女性劳动者|07”,https://mp.weixin.qq.com/s/z4irgU2CDcOmzQ9adXHSkA [ii]  “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20年2月工作简报”,http://dwz.date/VWx [iii]  “携手共进 | 同耕启动心理支持热线”,https://mp.weixin.qq.com/s/FbrTYxGKYBMhjDuYTCpopQ [iv]  “2020年2月砥砺月报 | 抗疫月志”,https://mp.weixin.qq.com/s/AilZeqPToccKZYr-FM2lgA [v]  “疫情热线 | 我因疫情遇到法律问题,该怎么办?”,https://mp.weixin.qq.com/s/w30X3600dDuyQIXDQENGWQ [vi]  “我们抗疫的第27天||绿色蔷薇抗疫月报”,http://dwz.date/VWz [vii]  “协作者之友 | 这60天,感谢有你陪我们一起战“疫”! ”,https://mp.weixin.qq.com/s/e1_kPd1dUaV3dkTt02TvgQ [viii]  “有爱!为环卫工人子女送上81台网课用电脑”,http://dwz.date/VWH

三、工人抗争:欠薪倒闭将成常态,靠野猫式(wildcat)行动自主发声

虽然政府早在春节前下达延迟复工指令,但仍然有企业偷偷提前复工。据报道,福建省国企首钢凯西厂违法要求工人提前开工,且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疫和消毒保障,工人在网上发帖、同时向当地政府部门不断投诉,拒绝企业的违法开工[i]。在深圳,亦有来自重庆职校的学生工集体被企业逼签复工协议,并拖欠、少发工资,部分学生工自发聚集投诉,最后迫使当地政府出面勒令工厂停工,但工资福利是否最终得到保障不得而知[ii]。 随着疫情的发展,城市停摆影响越来越多工人的生计。3月份的前半月,至少有四起来自贵州、广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集体抗议,抗议份子钱/租金过高,收入因疫情大幅度减少,集体要求租赁公司减免费用,规模达数百人到上千,亦有带头工人事后被开除。尽管3月4日国务院已提出鼓励各地采取阶段性减免“份子钱”等措施,帮助出租汽车司机渡过难关,但司机陆续的自发抗议表明中央政策并没有实际落实。此外,3月以来广深多地的大量小商户亦上街举牌抗议要求商场减租。令人惊讶的是,走在抗疫一线的劳动者——承建武汉火神山医院建筑工人[iii]、负责清扫方舱医院的环卫工人[iv]、武汉社区防疫志愿者[v]以及部分医疗工作者[vi]——同样遭遇劳资纠纷,在网上自发发帖控诉相关单位拖欠工资和抽取政府补贴。 据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统计,今年伊始的2个半月里总共录得全国工人集体行动95起,尤其是自2月中旬以来发生在服务行业(含交通业)的欠薪、裁员劳资纠纷明显增多(此前往年同期劳资纠纷多数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占到了总数据的一半以上。因为城市封锁、消费力减少,服务业必然是本次疫情最先受到影响的行业,现在已经有多地酒楼餐饮、互联网公司传出倒闭关门的消息;而复工后的制造业也会随着国际疫情的升温、外贸订单的急剧减少而后续陷入裁员或关门的处境,工人必然面临严重生计危机[vii]。近期已经出现所属深圳富士康的旗红派遣工[viii]、比亚迪[viii]拖欠工资或疫情补贴,引发大批工人罢工维权。但遗憾的是,政府职能缺位导致现有疫情政策未能够充分回应工人生计危机,未来工人野猫式的自发抗争(wildcat strike)是可预见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人群体自救的唯一方式。

[i]  “【工友爆料】首钢凯西违法开工:上班感染,请假扣钱,你要我怎么办?”,https://gonghao51.github.io/2020/02/06/shougang/ [ii]  “疫情下的深圳工厂:学生工被逼签复工协议,拒签遭威胁“进不了宿舍””,http://dwz.date/VWJ [iii]  “火神山医院农民工称工资遭拖欠 矿泉水也仅发过1瓶 ”,http://m.hao123.com/news/shoubaiDetail/9705372637197582215 [iv]  微博博主@香草芝士焗烤小羊,https://m.weibo.cn/status/4485392080677846? [v]  “私人中介抽取志愿者近半补贴 武汉一隔离点劳务纠纷引关注 ”,http://www.caixin.com/2020-02-24/101519485.html [vi]  “请把钱发给我们!”,http://dwz.date/VWQ [vii]  “突然国内九成外贸订单取消,新一轮经济危机也许只是刚刚开始”,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70140&s=fwzwyzzwzbt [viii]  “【工友爆料】拖拖拖,旗黑裕展到底在耍什么花招”,https://gonghao51.github.io/2020/03/21/yuzhan/ [ix]  “比亚迪“维权事件”调查:员工2月到手工资或不足300元”,http://dwz.date/VWT

四、反思民间互助:被强权政治压制的破碎空间

以上所记录的仅是中国民间社会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部分回应,尽管无法完美涵盖全部,但大致呈现了当下的民间参与的图景。我们从中看到民间的积极性互助,但同样也需反思其中的批判性不足。 武汉之外,青年自组织团体的努力很大程度引导公众把目光投向环卫工一类的一线城市劳动者,揭露了他们积存已久的劳动保障问题。行动者们尝试通过募捐防护物资来填补国家和雇主在劳权保护中的义务缺位,并以此来督促相关责任方的自省。但是作为松散的自组织,短期行动只能有限地聚焦在工人防疫保护层面,对于工人在工作场所的长期权益保障是未能回应的问题。同时口罩行动中物资直接对接环卫单位/公司而非工人群体,也让自组织缺失了一个与一线工人建立行动连结的机会,这无论对于口罩行动的监督跟进,还是未来可能的工人行动支援都增加了困难。 政治在其中的介入亦造成了自组织行动的不稳定。一些口罩团队在行动中不时受到来自维稳部门的窥探与不信任,有些团队甚至因为发布的工人调研报告而多次被找,也有媒体转载报告后被网宣部门下架404。虽然是全民抗疫,但国家显然对于自发行动的群体总带有恶意的戒心。网络筹款购买工人防疫物资是另一个被视为非法的行为。2016年全国人大通过 《慈善法》限制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公开募捐,社会筹款必须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被视为合法。自组织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寻找挂靠机构,甚至承担自发募捐的法律风险,有团队因此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多次骚扰问话。这些政治上的压制都迫使自组织行动无法在支持工人权益上走得更远。 政治打压同样是框在劳工NGO头上的紧箍咒。工人社群连结与权益捍卫和倡导,这些问题本可以尝试在劳工NGO的框架下解决,但自2015-2019年以来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公民社会团体的政治打压之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工人议题类NGO已经极少,更谈不上有进步性的回应。工人权益被视为一个政治敏感的话题,被来自地方和中央权力的多重打压。2016年相继通过的《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亦大大减少了NGO获取国内/国际的捐赠收入和削弱了其国际连结,成了进一步打压劳工NGO推动工人福利保障的政治工具。剩余的少量NGO仅能通过极少有政府许可的公众募款和微薄的社会支持来维系脆弱的工人社群连结,时刻处于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之中。当下中国社会劳工NGO聚焦点已缩小到工人社区生活和文化服务、劳动法律咨询和心理支持等,谨慎地将自己角色单纯定位为服务提供者(service-provider)。面对疫情爆发造成的工人生计危机,针对当下及未来社会重建政策中的工人福利部分,已经危如累卵的劳工NGO很难提出进步有力的、具有批判性的倡议,也很难发出类似于西方主流社会提出的现金补助政策。 剩下的希望在于工人自己。事实上过去屡屡发生的野猫式罢工(wildcat strike)表明,工人也明白只有靠自己才能解决当前乃至未来的危机。疫情当下,底层劳动者面对的处境不仅仅是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短期匮乏,而是已经到来的实实在在的长久经济危机和日常每时每刻工作场所里的权力压迫。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根深蒂固于资本主义结构中劳动剥削,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国家层面上对资本的偏袒和结盟。在部分地区出台的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政策,相应企业可延缴、减半或豁免保险费率,但员工个人缴费部分则不享受减免。理应代表工人的国家工团主义(corporatism)团体全国总工会(ACFTU),既没有组织工人抗争,也没有承担桥梁作用介入工人福利政策制定,而是成为国家威权体制共谋的一部分。 工人既缺乏来自国家经济维度的援助回应,没有属于自己的代言组织,欠薪/失业的危机在防疫大背景下必然常态化,工人野猫式行动也将频繁爆发,但这也意味着政治维稳机制的必然进一步强化。事实上,2月以来,湖北武汉两地书记更换为政法委系统的官员,中央亦已经在多次疫情会议中重点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是防疫重点,就已经提前预告了这一点[i]。但在维稳的大局之下,伴随国家迅速介入打压和网络审查的提高,工人抗争行动或将持续不可见,未必能够在社会形成显著的反响。强压政治已然渗入到民间社会每一寸行动空间,并尝试将其中自组织力量碎片化。 面对这样一个破碎空间,如何重组?现阶段的民间社会很难有答案。在这一次的民间互助中,青年自组织、劳工NGO以及工人三者相互区隔,彼此之间都未能产生持续的赋权互动——自组织和劳工NGO尚无法回应工人所处失权的(disempowered)结构性困境,工人自发抗争难以与社会结盟。这是现实也是挑战。社会正在加速被专制权力撕裂,单纯维系旧有组织形态的意义有限,如何能够以工人为主体、寻找破碎社会之间行动的连结点,可能才是对如今的强压政治一个积极有效的民间回应。

[i] 1. 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根据该决议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严控防疫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2/e769af67e8304ee89f6e43747d3f27d9.shtml; 2. 习近平2月23日的讲话中强调过去一段时间以及未来,维护社会稳定都是防疫重中之重的事务。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889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