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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社会组织第二季度观察报告


本报告将分为四部分: 第一、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党建 第二、募捐管理及多起争议性募捐事件 第三、《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发布 第四、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公益法律机构工作者


一、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党建

2019年5月8日,民政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贯穿落实中共中央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建的要求[1],自即日起,及时要求本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在章程中明确载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相关表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章程核准时应当加强审查。同时把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各项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根据此通知的要求,民政部门将在登记、年检、评估等各项工作中加强和渗透党建工作,在通知中被称为“三同步机制”。此外,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将要认真按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求,及时请示和报告社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在落实上,民政部一方面在部管社会组织中全面推进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在登记管理中实行“五同步”[2],即:


与成立登记同步:申请新成立社会组织,须同时提交《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和《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

与章程核准同步:要求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本会(基金会、中心、院等)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与年检(年报)同步:要求社会组织在年检(年报)材料中,详细填报党员人数、党组织建立情况、党组织书记情况和上级党组织名称等基本信息,以及组织生活开展次数、活动场所、活动经费等具体情况。

与评估同步:将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体系,不断增加党建工作的分值权重,应建未建党组织的社会组织不得评为4A及以上等级。

与政策法规制定同步:民政部在《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同时,民政部党组决定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党支部开展巡察试点,通过巡查组进驻社会组织的方式,让社会组织以巡察整改为契机,在社会组织内推动从严治党[3]。6月15日,民政部党组和部管社会组织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进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是首次将党内巡视巡察监督延伸覆盖到社会组织党组织,意在探索建立部管社会组织巡察制度。


二、募捐管理及多起争议性募捐事件


公益募捐近年来快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资金筹集形式,也同时出现了诸多与资金募集有关的争议性事件,问题涉及公募及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互联网募捐管理及规范、企业捐赠及资金募集等。

根据《慈善法》的相关规定,民政部指定了两批共计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在2018年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超过84.6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26.8%。2019年4月,民政部对互联网公募平台2018年度公募执行情况进行了考核。民政部依据两项行业标准,兼顾日常巡检、投诉举报受理情况,组织专家对20家平台2018年度工作及运营情况进行了评审和质询,结果如下:专家评审委员会肯定了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等五家平台的工作,认为它们结合自身特色,积极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与传播服务,成效显著,发挥了领头雁作用;肯定了新浪微公益、京东公益等11家平台的工作,认为它们运营规范,主动服务,效果较好。同时,对4家平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要求帮帮公益进一步找准定位,服务更多的慈善组织,扩大成效作用;要求中国社会扶贫网进一步加强重视、认清职责、找准定位,主动为慈善组织做好服务[4]。

4月,民政部发布通知称地方民政部门和群众反映一些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在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以公益慈善用途为名在各地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活动,有的还将公众捐赠的旧衣物销售牟利。民政部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损害了捐赠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形象。此通知规定,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有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织且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活动[5]。湖南省民政厅进一步要求慈善组织应当在旧衣物回收箱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定期向社会公开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这一规定将影响众多接受物品捐赠的公益机构,根据此规定,原本进行物品捐赠的机构可能不再具有资格接收旧物品捐赠,且需要重新评估此类工作的可行性,如二手商店等。如无公开募捐资质,则需要寻找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机构合作。

2019年第二季度与募捐有关的争议性事件获得行业广泛关注。随着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及企业广泛参与到各类公益活动及捐赠中,来自民政部门的监管并未能有效且及时的处理,且很多争议涉及的问题超过了民政部门及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管辖范围。


案例一:省级公募基金会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涉嫌非法集资,多地办事处被立案调查

黄河文化基金会前身为南阳文化基金会,从2007年到2009年,当时的南阳文化基金会捐赠范围为农村文化大院建设、培植文化新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2009年,河南省文化厅和河南省民政厅批准将南阳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升格为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并进一步拓宽公益事业的业务范围,变为“依法募集资金,抢救文化遗产、兴办文化事业”。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基金会(办事处)以月息1分2的高息吸引大家投进去,而基金会募集的资金投向了“南阳市桐柏县风景区(实为桐柏山淮河源国家旅游度假区项目),后来又说投到海南的房产项目上”。自2015年开始,基金会出现兑付困难。黄河文化基金会宝丰办事处几位业务员在募资过程中出现兑付困难后的2016年,就因非法集资而被判刑,不过当时法院认为,黄河文化基金会宝丰办事处系非法机构,最后板子打在了个人身上,未牵涉到基金会。2018年3月份,南阳市委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平台上回复网友反映基金会兑付困难时表示,“经公安部门鉴定,黄河文化基金会涉嫌非法集资,参与者和组织者都属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南阳市公安局已经在调查此案。

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涉嫌非法集资事件曝光后,非公募基金会深圳市辽建友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辽建友基金会’)被爆出以类似方式非法吸储。其设立“财智投资基金”,以“公益捐存”的方式,承诺预期回报,面向沈阳建筑大学校友群体公开募捐。行业媒体《公益时报》刊发相关报道后获悉,民政部执法处已将此事交由深圳民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案例二:达利集团发布虚假广告,活动涉及的捐赠机构不存在

2019年7月,江苏省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达利食品集团(下称“达利集团”)开出3673.04万元罚单,称该公司此前推出的“快乐助非遗,红包抢不停”活动中,两个受赠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基金”和“中国文化保护基金会”,一个已撤销,一个根本不存在,属于发布虚假广告。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7月31日,达利集团旗下可比克薯片开展了一次公益捐赠行动。凡购买可比克活动装薯片,即有机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微信红包或电子奖券。消费者扫码获得现金红包后,可选择提现或通过达利集团进行捐赠给“中国文化保护基金会”。

事件引发争议后,达利集团称是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部分产品包装印刷出现了失误,相关捐赠真实存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微信账号转发评论称“遇到舆情危机不宜一味强调“印刷错了”等低级错误,容易被解读为蔑视社会公信力,以及对公益慈善没有真正的诚意。”


三、《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发布


新发布的三本报告就2018年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发展进行了盘点、总结、及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报告》讨论了2018年社会组织增速下滑的问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数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万个,与2017年的76.2万个相比,总量增长了5.4万个,增速为7.1%,增速下降了约1.3%。但报告指出,与十年前相比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即便是增速下降,一年来新增社会组织的总量并不少。

《中国社会组织保告》执行主编蔡礼强教授在蓝皮书发布会上提出三个原因解释2018年的社会组织增速略微下滑:一是社会组织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重视数量扩张到更重视质量提升,注重社会组织的规范性、活跃度以及作用发挥等“质”的提升;二是社会组织开始步入严登记、严监管时代,对社会组织的审核把关更加严格;三是打击整治合法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活动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长期以来不开展活动、不进行年检、不正常换届的大量僵尸型、休眠型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大量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记处罚导致数量减少[6]。

《2019慈善蓝皮书》显示,在社会捐赠方面,矫正后,2016年全国实际社会捐赠额为1458亿元,2017年实际社会捐赠总额为1526亿元。2018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约为1128亿元,比2017年下滑。但报告认为数据下滑主要是因为对非民政系统的捐赠统计数据缺乏,以及药品及医疗器械捐赠折价腰斩(因医疗价格控制政策)所影响的整体物资捐赠折价下降。一方面,按照目前的社会捐赠总量统计构成体系,除民政部门之外的政府捐赠、事业单位、宗教机构、人民团体等接收捐赠主体均是从网络监测数据抽样样本测算所得。由于曾作为捐赠接收主体的民政系统接收捐赠额下滑到占比1%左右,其所建立的统计系统因为数额较小逐步不再公示,而其他主体的捐赠接收情况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完整公信力足的统计方法和系统,因此测算社会捐赠总额也愈加艰难。另一方面,物资捐赠在历年捐赠统计总额中占三成左右,而药品、医疗设备和医疗器具捐赠在其中又占九成。因此,医疗用品的折价减半直接影响了捐赠总额[7]。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发布。该报告就第三部门与商业的关系,及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现状进行了分析及批判。报告以目前流行的“社会企业”浪潮及“公益商业化”趋势为切入点,指出当下中国的社会企业热潮是威权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公益领域的合流,而社会企业正是政商合流阉割公益的“抓手”。报告剖析了对社会企业的滥用所造成的四大危害,包括,第一,强调“收费”将社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服务领域,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功能。第二,将企业的所有权形式、决策权分配模式以及激励机制引入公益领域,强化并扩大了金钱的权力和支配范围,压缩了“生活世界”的空间。第三,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边界的做法侵蚀了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第四,这种强化利己主义、贬低利他主义的行为为浑水摸鱼创造了便利,危及公益的根基。

报告以民政部等推动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在两个实践城市为案例,分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被简称为“三社联动”。报告发现,在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够获得特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面临核心功能、业务与特色的限制调整。而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后的命运走向,是街区权威渗透与其自身谋求自主权相互博弈的结果。据此,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在规模上不断增长壮大,但本质上愈发从属依附,导致中国第三部门如同身体在不断成长、精神却愈发侏儒[8]。


四、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公益法律机构工作者

公益法律机构长沙富能的三位成员在7月22号中午同时失联。25号,长沙国家安全局承认抓捕关押三人,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并禁止律师和家属会见。7月31日,一封由61个国际机构联名的呼吁信发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协调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程渊、刘永泽及小吴,并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控罪。联名信还发往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多个人权工作组、全球基金等机构的负责人。

这是截至目前针对公益从业者最重的罪名。此前,公益从业者涉及的罪名多是“寻衅滋事”(如女权五姐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6及2019年的劳工大抓捕)、“非法经营”(如益仁平事件)等罪名,而此次涉及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如若成立,他们将面临10年以上监禁。


参考文献

民政部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的通知

民政部全力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民政部召开部管社会组织巡察试点进驻动员会

民政部公布互联网公募平台2018年度考核情况,5家成效显著关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提示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蓝皮书最新发布: 社会组织增速下滑,不代表支持减少或发展环境恶化

《2019慈善蓝皮书》系列解读之二:2018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预估为1128亿元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发布:公益行业的迷失与出路